新能源汽车如今家喻户晓,但用新能源支持电气化铁路运行,过去是想都不敢想的。这一“听起来不可能”的铁路供电方式,即将在我国成为现实。
不久前,国能新朔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轨道交通‘网-源-储-车’协同供能应用技术研究”项目的公开招标,将在新准铁路上接入光伏和储能装置,建成我国首个以新能源为供能主体的牵引变电所。
“将光伏、风电、储能等新能源接入铁路,就相当于给铁路‘健身’,改变其‘饮食结构’。”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吴命利为《中国科学报》记者打了个比方。
我国传统电气化铁路完全依赖高压电网。运行中,铁路变电所使用两路电源供电,一路停电,另一路会紧急切换投入供电。
即便如此,近年来列车因断电停运的新闻仍时有曝出。吴命利估算,以运煤的重载铁路计算,中断半小时,少跑3列万吨列车,至少造成上百万元损失。
目前,我国电网约70%是火力发电。在“双碳”战略目标下,电网开始向清洁能源转型,引入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吴命利团队联合新朔铁路供电分公司开发的“网-源-储-车”协同供能技术,实际上是通过公用电网、可再生能源发电、电池储能、列车4个元素相互作用,将铁路沿线的可再生能源就地开发、消纳利用。
在西北等缺少高压电网的偏远地区,利用铁路沿线丰富的太阳能、风能等自然资源,可以实现就地开发,直接接入铁路使用。“如果铁路沿线有大量分布式电源,即使原先的高压电源‘临时罢工’,也不至于出现铁路无法跑车的现象。”吴命利指出。
电气化铁路供电一般需要110千伏,高速铁路更是需要架设220千伏以上的高压专用线。铁路电源从发电厂至变电所,通过电网传输,先升至高压再降至中压供给列车。“如果就地开发的可再生能源足够,那么支持列车运行所需的公用电网甚至可降至10千伏或35千伏,还可以避免在升压、传输、降压等环节产生损耗。”吴命利告诉《中国科学报》。
一列以每小时250公里运行的8辆编组高铁耗电量近5000度,时速达350公里时耗电量大致翻倍。电费一直是高铁运营成本的一项巨大支出。据统计,我国轨道交通年用电量超过1000亿度。
一个变电所造价约2000万元,很多时候,电气化铁路外部电源造价几乎与铁路供电设施造价持平,甚至更高。
如果采用新能源供电,铁路将不再需要如此高昂的电费与造价。“我们做过核算,新能源供电大约10年内就能收回成本,而新能源供电设备的寿命通常为15至20年。”吴命利说,由于造价相对便宜、自身资源丰富、不受变电所扩建约束,矿山铁路已向新能源供电抛来橄榄枝。
针对这项符合“双碳”战略的解决方案,我国正与欧洲、印度赛跑。德国、西班牙、日本的新能源供电,主要服务于车站,如照明。目前,全球唯一将新能源直接供给电气化铁路运行的是印度。2020年,印度巴拉特重型电力有限公司在铁路上投产了1.7兆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站,直接为铁路的牵引系统供电。
然而,印度在铁路沿线接入的光伏发电仅作补充之用。“我们在新准铁路开展的试点项目,不仅可补充供能,还可以完全替代变电所独立供电,这一探索在世界上是首次。”吴命利说。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我国目前已有10万公里电气化铁路,而在电网薄弱地区,更适合采用新能源供电的方式开展新线建设,如川藏铁路可充分利用当地的太阳能、风能为列车供电。
此外,在可再生能源丰富地区,既有铁路牵引供电系统也可接入新能源,扩大清洁能源占比,逐步实现电气化铁路能源转型。
铁路上运行的列车时有时无,而可再生能源发电并不是说有就有,能量该如何调度?怎样把可再生能源所发的电都用在列车上?什么时候储能、什么时候放能?
在设计方案时,这些不断涌现的科学问题萦绕在研究者心头。“我们借鉴电网综合能源系统的做法,并预测列车负荷,制定了一套调度算法,最终在保障列车足够供电的情况下,实现能源的最优利用。”吴命利说。
很多人疑惑,电气化铁路运行需要很大电力,新能源供电究竟能否支持这么大的电力?
北京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杨少兵指出,铁路运输具有间歇性特点,即轨道上并不总是有列车运行,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可能一天就发七八趟车。无车的时候变电所可以把能源存储起来,待到有车时再提供支持。只要协调好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能的配比,新能源足够支撑铁路运行。
杨少兵表示,高压电网的可靠性无须置疑,除非是整个电网遭到破坏,但这也不是没有可能。遇到战争、极端自然灾害,比如2008年的南方冻雨就破坏了大范围的区域电网,导致电气化铁路停运。如果沿线有分布式能源,列车行驶到哪里都有供能装置,就可以在应急的时候发挥作用。
如今,新能源铁路供电即将开展工程试点。吴命利又把目光对准了大规模推广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下一步,分布式电源沿线几十公里都要布局,如何开发沿线的可再生资源,从而实现集中供电,我们将通过示范工程一步步摸索。”(温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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