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给科技创新这么高的定位，作为科技工作者，我感到任务光荣而艰巨。”现年81岁的北京大学原校长、自然科学基金会原主任陈佳洱的这句话，让在场的人纷纷点头。

　　“十三五”期间，如何让科技创新真正发挥引领作用，提供“第一动力”？在科技部日前召开的科技界学习贯彻五中全会座谈会上，与会人士达成共识：有三件事必须做好。

　　五中全会提出的“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牵头组织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让相关部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对于科技管理部门而言，比具体的项目更为重要的，是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院长蒋开喜认为，制度的创新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科技资源的产出效率。

　　在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看来，科技创新“关键是人才、投入是基础”。“在科技投入上，要切实改变重物轻人的老做法。”他指出，过去科技创新主要是支持项目，大部分经费花在了材料和试验设备上，对作为创新主体的人则支持偏少，今后应该把支持的重点转到人上，特别是要让年轻人得到应有的支持。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是科技界的一项重要任务。”陈佳洱指出，目前在成果评价中片面追求SCI文章的篇数、被引用的次数和发表刊物的“档次”，而不是看做出来的工作对推动科学前沿发展的贡献，或者对支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现在的科研评价因过分强调论文的数量，使不少科研人员成了文章机器，这是十分可悲的。”

　　“评价指标是科研的指挥棒，数论文的做法该改了。”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研究员潘曹峰认为，应尽快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根据不同科研活动的不同热点分类评价，引导科研工作向科学贡献和技术成果转化并重转变。

　　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研发投入比重仅为5%左右，而美国、德国分别为40%、28%

　　“基础研究是科技金字塔的塔基，是高新技术的源泉。怎样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陈佳洱说，与发达国家相比，现在我国的基础研究中真正能引领的还不多。

　　“基础研究是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原始创新孕育着科学技术质的变化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我们同发达国家科技实力差距主要体现在创新能力上，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副秘书长韩宇指出，要想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必须筑牢基础研究这个根本。

　　“我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实现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转段，科技创新的重心也应该随之转段。”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雷朝滋提出的“转段”说让人耳目一新，“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很多领域都在争取实现弯道超车，由跟随向引领转变。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变了，对科技创新支撑的要求也随之改变。”

　　“只有大幅度地提高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的科技实力，进而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提高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雷朝滋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加重视基础研究是国家科技发展从以跟跑为主进入并行赶超阶段的必然选择，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不仅仅是科技发展战略，也应该成为国家发展战略。

　　他建议，国家在规划“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时应给予基础研究特殊的关注和更大力度的支持。“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上不去，将严重影响国家的发展后劲和核心竞争力，科技创新也难以担当引领的重任。”

　　加强基础研究，增加投入是关键。本世纪初曾参与我国科技中长期规划研究的陈佳洱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偏低，在总的研发投入中只占5%左右。在美国的国家财政研发投入中，基础研究占40%，德国占28%，日本占15%20%。“如果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大型企业和社会基金在基础研究中的大量投入，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就更少了。”

　　“基础研究虽然事关国家根本、具有战略意义，但却是属于市场失灵的公益性活动，在现阶段依靠企业不现实，必须靠国家财政加大投入。”雷朝滋说。

　　多位人士指出，在谋划“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时，必须把创新文化建设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科学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做科研。要真正实现重大突破，科技工作者必须要静得下心来。”雷朝滋认为，要通过调整政策导向，改变一些过时的做法，切实纠正科技界的浮躁现象。

　　“推进科技创新的思路和政策应该与时俱进，有些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政策措施、做法甚至制度设计，尤其是那些过于功利化的政策措施和做法，应该及时退出历史舞台。功利必然导致浮躁。科技管理部门应及时改变惯性思维，创造条件、营造环境，引导、鼓励广大中青年学者静下心来、甘坐冷板凳，扎扎实实做学问。”雷朝滋说。

　　“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或实验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并标志着科学真正的进步。”谭天伟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说，培育创新文化特别要注重营造敢于挑战权威、追求真理、学术民主、相互欣赏的氛围，让大家能够平等对话、自由讨论。

　　潘曹峰则强调了“共享、协同”的重要性。“近期参加过几个协同创新中心的讨论，都觉得队伍很强大。但是，同行之间会不会把一些最最核心的想法进行共享、协同？恐怕是要打个问号的。”他说，“我觉得要组建这种大队伍，应注重结合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专家为好。这样做，既能互相启发、短长互补，还可以把一个研究从基础做到产业化、全链条。”

　　“科技管理部门也要树立大联合、大协作的理念。”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春法认为，科技界的联合协作对于科技事业，就像空气、阳光和水对于生命一样重要。“只有打破部门偏见、摒弃部门单位利益，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真正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立场上来看问题、想事情，用大胸怀、大格局推动大联合、大协作，才能用大思路、大手笔做成大科技、大事业，形成推动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在科技创新活动中，制度是保障，文化是灵魂，基础研究是根本。”与会者认为，相关部门只有在这三件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的大事上动脑筋、下力气、花功夫、出真招，才能充分激发“第一资源”的创新活力、提高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率。（原标题：“十三五”期间，科技创新如何真正引领发展、提供“第一动力”？科技界人士指出 科技创新，三件事必须办好（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