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的今天，即1983年5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新中国首批18名博士（其中，来自中国科学院系统的有12人）接过证书，见证了新中国学位制度从开花到结果的收获与喜悦。本期，让我们回到这个追梦故事的起点，去探寻那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回顾中国科学院在新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贡献和作用。
1983年5月27日，新中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除1名工学博士冯玉琳在美国访问外，其余17位博士以及导师们，受到时任国家领导接见并合影留念
多年以后，马中骐面对着编号为10001的学位证书，准会想起40年前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博士学位的那个下午。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5月27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向18位博士学位获得者颁发了《博士学位证书》。”1983年5月2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刊登了题为《我国教育史和科技发展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 首都隆重举行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的报道。包括马中骐在内的新中国首批博士们接过证书，在那庄严的一刻，他们创造了历史，历史也成就了他们。
1983年5月27日，新中国首批博士学位授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除1名工学博士冯玉琳在美国访问外，其余17位博士以及导师们，受到时任国家领导接见并合影留念
如今40年过去，我国的学位制度愈加完善，培养了大批高水准的研究生人才，为学术领域输送了后备力量，对于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
那么，新中国的学位制度是如何建立的，经历了何种曲折和转机？首批博士成就了怎样的人生故事？博士学位在今天又有哪些新的意义？
1810年，世界上第一所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现代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现为柏林洪堡大学），设立了一种以研究为主要内容或方法的博士学位，对取得学位的标准制定了规范，由此创设了现代意义上的博士学位制度，并逐渐在世界大多数国家发展和完善。然而，博士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却几经周折。
1916年12月，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开展了“北大改革”，试着建立北大的研究生教育体系，这一尝试对当时各个大学的研究生培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同年，北京协和医学院也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立案，授予国外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4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学位授予法》，对各个层次的学生培养标准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然而，虽然民国时期有许多在学位制度上的革新与尝试，但当时社会动荡，基本教育尚且受时局影响发展艰难，高等教育的规范和制度更是难以落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教育事业百废待兴，急需建立符合国情的学位制度，为研究生人才培养提供合理标准。1953年11月，中国科学院提交了《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在报告中特别阐述了研究生教育的任务，即“积极培养新生力量，扩大科学工作的队伍与后备力量。”建立一套符合国情的研究生培养体系迫在眉睫。
该建立怎样的制度？当时有两种主流方案，第一种是参照国际通例，设立硕士、博士学位；另一种则是仿照苏联教育模式，建立副博士学位制度。副博士学位介于硕士学位与博士学位之间，当时中国在各个领域向苏联学习，这种制度的设立也有利于中国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1955年8月，中国科学院提交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暂行条例》获得国务院第十七次全体会议批准。这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史上第一个有关研究生培养的法律文本。9月6日，《人民日报》在题为《积极培养科学研究工作的新生力量》的社论中如此评论这一条例的意义：“这是我国正规地培养较高级的科学干部，提高我国科学工作水平，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1955年9月5日，中国科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不过由于限制很多，有资格报名的人很少，起初招生工作执行得并不顺利，后来中国科学院及时调整了策略，最终在招生委员会和各个专家们的努力下招收到72名学生。
195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由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主任林枫等13人成立了关于学位、学衔、工程技术专家等级及荣誉称号等条例起草委员会。1956年，草案初步拟定，其中涉及到对硕士、博士学位的设定。可惜就在此时，这项工作受到当时历史大环境的影响而被中止。
1961年，国家科委主任提出了“关于建立学位、学衔、工程技术称号等制度的建议”并得到中央通过，研究生制度的筹划似有再次兴起之意。1962年3月，国家科委组成了由周培源等11人参加的学位、学衔和研究生条例起草小组，在1956年条例草案的基础上再次开展制度创立的工作。1963年1月14日至3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高等学校研究生工作会议，讨论了建立研究生培养制度的重要性以及相关要求。教育部还发布通知，试行《高等学校培养研究生工作暂行条例（草案）》。1966年4月16日，高等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一九六六年研究生招生工作的通知》。一切似乎要走上正轨，中国教育界也翘首以盼，然而由于“文革”，这些工作被迫停止。当时谁也没料想到，这一停，就是11年。
经历了“文革”的阵痛，中国社会仿佛重新苏醒，各行各业都急需人才，党和政府也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1977年6月到7月，中国科学院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产生了许多重要决策，其中一条就是恢复研究生招生。科学院党组要求“在有条件的单位，要招收和培养研究生”，扩大了能招收研究生的单位范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决策是在“恢复高考”的决策之前作出的，充分反映了中国科学院领导的政治担当与远见卓识，对高考制度的恢复也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为高等教育招生工作吹散了阴霾。1977年8月4日至8日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同志提出，“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根据同志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指示，再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研究生招生工作。当年9月间，中国科学院决定在京筹设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其实从1949年到1966年间我国也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只不过当时由于学位制度没有正式建立，所以他们没有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1977年11月3日，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了《关于一九七七年招收研究生具体办法的通知》。《通知》规定采取“本人志愿申请报考，经所在单位介绍，向招生单位办理报名手续，经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要严格考察出身背景的政策，体现了广纳贤才的风气。该通知鼓舞了大批热切期待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子报考，甚至因为人数过多，连报名时间和入学考试都被推迟。因此教育部决定合并1977年、1978年的研究生招收工作，统称为“1978年研究生”。据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共有63500多人报考，经初试、复试后，共有210所高校、162所研究机构共录取研究生10708人，另外还有26所重点高校在港澳地区招收了研究生。
在时代大背景的影响下，中国的研究生制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快速建立和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后，我国从1982年开始正式招收博士学位研究生，不过在1979年，学位制度还没有被正式确立时，我国就已经开始独立自主招收和培养了第一批博士研究生，共13名。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反映了当时对博士培养工作的热切：新中国的首批博士生比博士学位制度来得更早。
1982年4月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出了《关于进行博士学位授予工作的复文》，同意对个别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生进行博士学位的课程考试和论文答辩。在这样严谨而灵活的政策支持下，1982年2月至1983年5月间，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等8个学位授予单位进行了授予博士学位的试点，共授予博士学位18个。其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有6位，分别是：白志东、赵林城、李尚志、范洪义、单博、苏淳；复旦大学4位，分别是：洪家兴、李绍宽、张荫南、童裕孙；华东师范大学1位：王建盘；山东大学1位：于秀源。而中国科学院有6位，分别是：马中骐、徐功巧、谢惠民、徐文耀、黄朝商、冯玉琳。
历经种种曲折，中国终于建立了符合时代精神和社会需要的学位制度，这18位博士就是这种新制度的受益人和见证者。这不仅是他们的一段灿烂的人生际遇，也是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同志指出：“依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并授予博士和大批硕士，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我国教育史和科学发展史上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1983年5月27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北京市政府在人民大会堂联合召开了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大会。新中国第一批博士们齐聚会堂，意气风发，接过了沉甸甸的博士学位证书，这证书不仅象征着博士们自己在学术上的追梦起点，也凝结了几代人在建立学位制度时付出的辛酸与热血。
马中骐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导师是北京大学胡宁教授（院士），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博士。他在有量子N体系统转动自由度的分离、Levinson定理的证明与推广、量子群等研究方面成果颇丰。1990年他获得“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当年获得博士学位后，马中骐得到去美国与物理学大师杨振宁合作的机会，他深情回忆道：“杨先生告诉我什么叫重要的事，最基础的事就是最重要的事。这句话我始终铭记在心，之后无论在科研上还是在教学中，我都会牢牢把握最基础的工作，踏踏实实地往前走。”
徐功巧是我国自行培养并授予的第一位女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导师是邹承鲁研究员（院士）。她在结构功能方面的研究受到国际同行的广泛赞誉。自她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女性获得了博士学位。如今，女性在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年）》统计监测报告中指出，女研究生占全部研究生的51.5%，女性学术榜样的力量也得以彰显。
谢惠民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他曾参加“八五”和“九五”攀登项目“非线项目“非线性科学中的若干前沿问题”的研究工作，是“符号序列的复杂性分析”课题组的组长。他在隐马尔可夫模型方面的三次报告对于从水稻的DNA序列中寻找基因的软件编制提供了数学支持。谢惠民回忆道，自己的导师、控制论的拓荒者关肇直先生十分重视本科阶段的基础教学，总是亲力亲为，而自己也继承这一传统，坚持为学生上基础课。他的《数学分析课》是国家级精品课程。尊师重道的理念和踏实的教学精神在谢惠民身上得以传扬，也许这就是对导师最好的纪念。
徐文耀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他最先提出“中国地磁场嵌套模型”，又提出能普遍适用的“半开磁层模型”。他建立的地球磁场的“自然正交分量”模型，推动了地磁场长期变化的研究。徐文耀博士的导师朱岗崑教授是我国干旱和农业气象研究的先驱者，从他身上，徐文耀学会了选择最适合的研究课题，也实践着老师的家国情怀：朱教授在1949年拿到了牛津大学博士学位，却选择放弃在国外的大好未来，回到彼时十分落后的祖国。这份报国之情对徐文耀影响至深。
黄朝商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主要从事粒子物理和量子场论领域的研究，他的“弦理论若干特性的研究”曾获得1997年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一获奖人）。他也深情回忆了自己的导师，理论物理、粒子物理学家戴元本先生。戴先生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极致的负责和严谨。自己当年在求学时，戴先生几乎每周都会与他见面讨论问题，徐文耀的能力也在这种严格的学术训练中得到提升，不断精进。
冯玉琳博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他是我国倡导和发展中间件和组合式软件工程的先行者。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大会，他因为正在美国深造而缺席，是个不小的遗憾，不过他学成归国后，很快就在对象模型、网络分布计算和软件工程方面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为推动软件科技进步和软件产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冯玉琳博士直接领导并负责研制的网络分布软件支撑平台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以及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其他高校的博士们，也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做出了不小的贡献，无愧于新中国首批博士所承担的期许。
如今，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高速发展，学位制度建设也日趋完善。中国科学院在这段历史中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1964年9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试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1977年，中国科学院率先恢复研究生招生；1978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京正式成立，2000年更名组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而中国科学院大学作为一所以研究生教育为办学主体的大学，一直走在学位制度建设、研究生培养的前列。截至2022年12月，中国科学院大学在学研究生59985名，其中博士生占近50.3%。可谓中国博士占比最多的大学。
博士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至关重要。中国的博士教育不仅满足了国家的人才需求，更为社会源源不断地提供创新性思想和开创性成果。未来如何进一步完善博士制度，引导博士学者更好地面向国家的实际需要进行学术研究，亦将成为当前博士教育的重要思考方向。中国博士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不仅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快速提高，还成为培养精英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
马中骐博士曾在追忆往昔时颇感自豪地说：“我们选拨出来的第一批博士，都不含糊。我们现在能交上的答卷，证明了我们国家有能力培养人才！”
在历史长河中，时代与人互相成就。我们今天需要怎样的博士人才？18位博士已经用自己的一生给出了优秀答卷。而更新的问题和更好的创造，还需要后来者去发掘和抵达。高山仰止，景行景止。新中国首批博士们的追梦故事，必将鼓励更多学子攀登学术高峰。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王江山，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科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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